推进世俗化是中国当局在藏区实行的重要政策，以追逐利益和现世享乐取代民族意识和宗教追求。这一点去拉萨旅行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，那里的灯红酒绿、人欲横流与中国内地没有两样，已经找不到多少圣城的感觉。

　　世俗化立足于市场经济，有追逐金钱的渠道才有沉溺消费的可能。藏区向市场经济转型比汉地晚十年左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，毛时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等未退出舞台，还能压住民族问题。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，毛的一套失效，市场经济转型还未铺开，等于失去旧的手段，尚未掌握新的手段，所以那时民族问题凸显，藏人的意识被重新复兴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充填，当局只能用政治高压加经济援助的方式被动应对。

　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，藏区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成分，当局因此获得利用世俗化消解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手段。藏人原本躁动不安的民族抗争一度出现消解趋势，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变成主导。政治高压只能损坏藏民族的机体，世俗化却能腐蚀藏民族的灵魂。

　　然而民族冲突却没有因此得到解决，旧矛盾被新矛盾取代。市场经济带来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自由竞争，一旦汉人移民大量进入世俗化藏地，世俗化的藏人就会出于世俗化原因再度强化民族意识，形成新的民族冲突。

　　新疆的市场经济转型比西藏早，维吾尔人的经商意识比藏人强，但是当局却不能利用世俗化消解新疆的民族问题，反而随市场化进程更趋严重。这是因为新疆汉人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四十，掌握主要资源和权力。他们从市场经济发展之始就拿走了主要份额，占据主要机会。这里有当局的有意为之，也有市场经济的规律。既然新疆的市场绑在中国内地经济体系上，汉人的语言、人脉、经营方式比当地民族有优势，必然占上风。

　　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，就不再有消解民族矛盾的作用，反而会制造新的民族矛盾。此前的民族矛盾集中于历史和相对抽象的是非，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，主要被民族精英关注。市场经济的矛盾却摆在了每个普通百姓眼前，充斥着现实生活的细节，因此能够激发更为普遍的民族情绪。

　　藏地和新疆的区别在于，市场经济发展前西藏汉人少，人口主体是藏人，因此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，藏人能控制较多的份额和资源，也能获得机会和职位。待汉人大批进入西藏，开始多数是包工打工，做建筑工地、蹬三轮、开饭馆、养猪种菜等藏人不做的活。藏人当雇主或被服务的对象。在那种阶段世俗化政策是有效的，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的藏人可以把民族问题搁置一旁。

　　然而汉人在市场竞争中一是拥有语言、人脉的优势，文化中的逐利性也比藏人高；二是进藏汉人多有藏地汉人官员的关系，非亲即友，较多得到权力的庇护和便利；三是藏地一旦开始有钱可挣，便吸引更多能量大的汉人前来，于是西藏便出现类似新疆的状态——当地民族被排挤到市场经济的边缘，日益变得劣势。这种情况下，民族矛盾必然重新激化，甚至更加严重，导致十年前由拉萨“314事件”引发的的抗议运动遍及西藏及各省藏区。